从变化的“双十一”，看经济新活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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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哲学虽较少直接以人权形式彰显权利意识，但是却有“仁道”的观念。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，其内涵不仅确认了人的基本权利，而且肯定了人之为人的普遍价值。在这一方面，仁道的观念与权利意识正好相对。权利意识仅仅关注于个体权利和个体利益，而仁道则既关注人拥有的权利，也以所有人具有的普遍价值为注重之点。仁道的贯彻，有助于避免个体之间的相互排斥、冲突。

从更广的角度来说，人权不仅与个体相关，而且涉及更广的领域。在这一问题上，中国传统思想同样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。《尚书》提出“协和万邦”的要求，主张以和平相处、和谐交往为协调天下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原则。《礼记》中提出“以天下为一家”“天下为公”等思想，并以此为天下“大同”的具体内容。宋明时期，张载更进一步提出了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观念，其中包含类似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·康德(Immanuel Kant)所说的“永久和平”的理想。从协和万邦、天下大同，到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些观念的总体目标便是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，由此构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在这方面，中国传统文化也做了很多探索。在传统意义上贤能政治的视域中，判断一个人是否“贤”与“能”，并不取决于言说什么、鼓噪什么、吹捧什么、提出什么主张，而是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做出了什么，表现出什么才干。汉代政治哲学家仲长统便指出：“干事必使良能之人。”“不试之事，何以知其能之高下？”这里着重指出需要“试之事”，也就是以政治实践中处事过程，考察一个人的能力高下，这种判定有实际的基础，不同于抽象的形式观照。

民主的原义之一是人民作主，其中包含让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或政治运作过程的要求。然而，从实际形态看，人人参与社会治理显然缺乏实际的可行性。从政治实践的运行过程看，相对于“民主”，“民本”则可以包含更广的内涵，并具有现代形态。与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，现代意义上的“民本”，往往被赋予人民至上的历史内容。从理论上说，这种政治实施方式既包含应然性，也呈现可行性。探寻真正体现人民至上的方式，关系到社会治理能否体现人权的问题，其合理的趋向则是民主与民本的结合。将民本思想与民主观念结合起来，使人民至上的观念真正得到体现，无疑是在现代社会政治领域实现实质层面的人权的可能之道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民本和民主很难截然相分。中国传统思想中，“民”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符号，政治治理的关键在于注重民众意见，后者属于广义的参与活动。孟子提出“以民为本”“民为贵”“君为轻”等，其中同时包含民主的思想。以尧禅让君位给舜而言，孟子的学生曾问，舜从尧那里获得帝位，是不是天意？孟子的回答是，这并不取决于天意，而是看民是否“受之”“从之”，只有当“民受之”和“民从之”的时候，以上过程才有正当性。“民受之”和“民从之”内含的是民意，同时也体现了民主的观念，从而构成了人们观察、判断政治权力转移是不是正当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孟子同样表现了以上政治意向，在他看来，合乎民意的具体内容，体现于满足民之所欲：“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；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；得其心有道：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尔也。”“所欲与之聚之”，亦即表现为合乎民众的需要。在这里，“得民心”最后落实于实现民众的具体意愿、满足其实际的需要。这不仅仅是要一切向着民众，以民作为取舍标准，而且意味着民众决定权力运用的方式，权力运作、更替的正当性等，这也是传统民本——民主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。总而言之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蕴含着民主内容，二者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权的内涵。(完)

杨国荣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，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，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，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。他在儒学、宋明理学、中国近现代哲学、伦理学、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有重要研究成果，出版学术著作数部，其中多部著作先后在海外出版，有关论著被译为英文、韩文、法文等在国外出版、发表。